中國水務[0.89%]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文柯在2013年第十一屆水業戰略論壇上表示：“水價的決定因. . .
近日，中國水務[0.89%]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文柯在2013年第十一屆水業戰略論壇上表示：“水價的決定因素，不能是只如發改委規定的那樣，由生產成本來決定，現在要以節約水源為目的，來決定供水的價格。”他同時還推算：“水價至少要提高十倍才行，到30到40元一噸。”
王文柯的這番言論，主要表達了兩層意思：其一，水價不能由生產成本決定，其潛臺詞是否定既定的水價改革方向，因為在經過一年多的試行之后，全面推行水價成本公開已箭在弦上；其二，我國當下水價占居民支出比例過低，不但理應大幅上漲，且水價上漲還可以倒逼節約水資源。
仔細推敲就可發現，上述言論貌似有理，實則荒誕。以水價不能由生產成本決定而論，自我國于2002年推行大規模水務改制后，各地水價接二連三上漲，幾乎每隔兩三年就要漲一次，且每次漲幅鮮有低于30%。固然，民資或外資投資地方水務之后，從回報角度考量，水價是否應該上漲、漲幅應是多少，除生產成本外，諸如管網折舊成本、財務成本亦應考慮在內。
但這并非說，可以拋開水價生產成本而隨意漲價，雖然我國絕大多數水務企業（包括水廠）已經改制，可是基于供水作為公共服務的本質屬性，卻不能一改了之，任由實為壟斷的水務企業漫天漲價。
有鑒于上述情況，2010年推行的水價成本公開化改革試點，顯然是極其必要的。那不僅是對此前水務行業過度市場化的適當糾正，亦是供水作為公共服務行業，理應給予民眾知情權的必要程序。
說道水價占居民支出比例過低，不可否認，我國當下水價占居民支付比例尚不足1%，與國際平均的3%～5%相比，顯然有較大的上漲空間。但依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國水價占居民支出比例的過低，并不能成為水價可以大幅上漲的充足理由。
這是因為：
其一，2002年啟動大規模水務改制，國資水務企業引進民資和外資時，產權定價標準與彼時的水價相關，如脫離這一歷史事實，純粹與當下國外對比，則等于彼時的水務改制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何況，自我國水務改制以來，我國多地水價10年已經上漲了一倍以上。
其二，我國當下的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占消費總額的比重，2012年城鎮居民為37.1%，農村居民為40.8%），雖然說明我國當下已經脫離溫飽進入小康，但與同期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仍有明顯差距。此外，在我國的福利制度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如大幅上漲水價或其他公共服務品價格，必然會間接拉升我國的恩格爾系數，導致居民生活成本的顯著上升。
而所謂水價上漲可以倒逼節約水資源一說，更是荒誕不經。果如此說，則油價漲、電價漲、天然氣價漲可以節約能源，房價漲可以節約用地，食品漲價可以節約糧食，均不僅貌似具有合理性，更可占據道德的制高點。
事實卻是，作為中國水務投資董事長的王文柯的觀點并非出于道德大善，而是因自身利益使然。在我國當下飲用水實際合格率僅為50%左右的情況下，水務企業的道德體現，不應是嚷著漲價，而應是切實采取措施提高水質。其實，只要水質能得到大幅改善，由此增加的生產成本，只要公開、透明、真實，民眾是可以理解，甚至會支持水價適當上漲的。
在我國多地水價10年上漲逾一倍的局面下，水務企業水價上漲的訴求本應慎之又慎，更不能隨意拋出“漲十倍”的論調試探民意。而對于已經啟動的水價成本公開化改革，水務企業更應配合落實，沒有明白賬，不能隨便漲，切不可僅考慮自身利益，而置民眾的知情權于不顧。
與此同時，相關部門不僅應切實推行水價的成本公開化，讓民眾真正做到心中有本賬，還應強制實施飲用水新國標，對不達標水務企業加大處罰力度，更應深刻反思此前水務行業的過度改制，從而盡快形成行政化監管與市場化運行的有效平衡。（來源：東方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