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需求不足、負債高筑、投資低迷的狀況繼續對西方國家的經濟復蘇構成挑戰，此時公眾關注的焦點再次轉向新. . .
本月早些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調了對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期，提到的理由是歐元區以及幾個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擴張較為疲軟。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告誡說，全球經濟復蘇形勢“脆弱，參差不齊，受到諸多風險的困擾”，全球可能會經歷“一個長期低于平均增長水平的新平庸時代”。
如今需求不足、負債高筑、投資低迷的狀況繼續對西方國家的經濟復蘇構成挑戰，此時公眾關注的焦點再次轉向新興國家中的大國——中國。然而，這一次人們關注的重點不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而是中國資金促使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潛力。
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最新發表了一篇名為《大角度：中國資本[0.23%]時代》（The Wide Angle: The Age of Chinese Capital）的報告，里面提到在可能會稱為“第三代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Three）”的環境下，中國的巨額經常項目盈余將決定全球下一輪經濟擴張。據該報告的作者、德意志銀行全球策略分析師桑杰夫·桑亞爾（Sanjeev Sanyal）所述，中國資金外流的規模可能非常大，以至于抵消世界各國央行實行貨幣緊縮政策所造成的影響。
這是一個不著邊際的斷言嗎？經濟學家普遍持有的看法是，工資水平持續上漲，金融行業自由化以及資本項目逐步開放可能會在中期內促使中國的經常項目盈余出現縮減，但這正是這份報告有意思的地方。該報告認為，全新的基礎設施、過剩的制造業產能以及向服務業的轉型將導致中國的投資率下滑，而下滑速度將會超過儲蓄率。因此，中國的“經濟再平衡”實際上可能會擴大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差距，導致未來幾年內持續出現盈余。IMF估計，到2019年，中國的經常項目盈余將會達到4,390億美元，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據桑亞爾所述，這股如洪水般的過剩資金可能會抑制長期資本成本。這樣有可能會把大量的投資資金引向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
中國境外投資并不算什么新鮮話題。長期以來，中國海外投資的目標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澳大利亞、加拿大等資源型國家的貿易便利化項目和自然資源。但近年來，由于中國企業已經掌握了諸多先進技術和消費品牌，中國資本已經開始流入發達經濟體中的各種科技行業和創新密集型行業。
2013年，中國在美國的投資規模翻了一番，至140億美元；而截至2012年底，中國在歐盟地區的累計投資總額已達到270億歐元。然而，與中國的經濟實力相比，這些數字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根據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編制的數據顯示，自從2005年以來，中國向歐美國家的對外投資總額累計達到1,735億美元，僅相當于中國所持美國國債總額的10%，僅為中國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總額的4%。
向第三代布雷頓森林體系邁進
那么，中國如何才能利用其龐大的外匯資源來加大海外投資活動力度？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資深研究員俞樵建議，利用事前債轉股方式，把中國的大量外匯儲備重新配置到大型實體經濟行業中。據俞樵所述，這一方式包含一個三步驟的過程：第一，中國央行用美國國債換取中國投資實體的人民幣；第二，投資者用這些美國國債換取美國目標公司的股權；第三，接受美國國債的美國目標公司把這些美國國債作為抵押，為新投資項目籌集資金。
中國的外匯儲備是否可以重新配置到發達國家中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這取決于中國當局讓出資本控制權并且使中國大量外匯儲備私有化的意愿。而放棄對匯率的直接控制權或者對貨幣政策的自由裁量權似乎是中國決策者十分討厭的事情。中國央行近期向銀行體系注入新流動資金的舉措證明，中國決策者嚴重依賴于貨幣政策工具來維持經濟增長，而他們在近期內可能不愿意以解除資本管制來換取維持經濟增長這個優勢。
即便如此，中國正在悄悄為了把資金引向發達國家實體資產這個長期策略打造基礎。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通過私募股權基金等過橋資金載體，以一種被動的方式進行投資。幾家政府控制的實體已經通過私募股權投資機構，把外匯儲備引向對歐洲進行直接股份投資。例如，中歐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曼達林基金（Mandarin Capital Partners）已經利用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的資金直接投資歐洲公司。同樣，另一家知名的中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弘毅投資（Hony Capital）最近利用政府資助的聯想控股公司提供的9億英鎊，收購了英國連鎖餐飲品牌PizzaExpress。
此外，新設立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簡稱上海自貿區）正在推動中國投資者的新一輪海外投資熱潮，投資者爭相利用上海自貿區對外匯較為寬松的管制以及對跨境貿易與投資的簡化監管框架。據估計，有6,000家私募股權基金在中國注冊，管理資產總額達3,250億美元，上海自貿區未來很可能會加快中國的境外民間投資步伐。
通過眾多中小型私募股權基金和企業家引導中國的資本盈余還可能會導致中國的境外投資“分解”，減少國有企業在這方面占據的優勢，減弱他們進行大規模收購交易的能力，而這些大規模收購交易常常引起西方國家對國家安全問題的擔憂。金融行業的改革以及外匯儲備的私有化將進一步加速這個分解進程，減少外國對潛在“特洛伊木馬”的擔憂，使中國能夠投資各種先進的技術行業，而過去中國企業和投資者一直被擋在這些行業門外。
疑慮依然存在
德意志銀行全球策略師桑亞爾說，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借助“第三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吸收中國龐大盈余，這一體系正是促使在美國的投資以及全球的經濟增長雙雙復蘇的關鍵，但是它并不是成功的保證。
隨著通過向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轉型來促進經濟再平衡，中國將設法通過社會保障、醫療保健及其他經濟利益來擴大中國人民的福利，以此改變民眾保守的儲蓄習慣，鼓勵他們增加消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能會開始吸收自己過剩的儲蓄來支持其福利擴張計劃，而不是把資金借給其他國家。
這種情況將意味著第三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失敗，以及西方國家中的金融投資環境減弱，從而可能會進一步抑制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拉加德提出的“全球經濟平庸增長的新時代即將來臨”的預言可能終會成真。
本文作者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研究生施瑞·維爾馬（Shrey Verma）。
